2010年，海南豇豆被曝出高毒禁用农药残留超标，紧接着在广州、深圳、杭州等地发现同样的问题。两年后，某国际环保组织质疑国内一些品牌的茶叶含多种农药残留，也引发了全国的关注。

两起轰动全国的食品安全事件，成为本在大学工作的梁冰下场创业的转折点。

多年以来，梁冰一直在和首席科学家张子勇教授从事纳米农药的研究。在一次探讨实验的时候，梁冰提出来，“这么好的技术应该尝试去实现产业化。”

在农业的“耕种防收”四个环节中，“防”是难度最大的一步。位置、气候、土壤等多种因素造成这项技术风险很大。一旦防治效果不好，极易与农民发生纠纷，因此这项服务在市场上一直属于农服组织不愿触碰的空白状态。

过去三年，梁冰选择将公司拓展成为一家“研发+服务”型企业，直接面向农民给予技术指导。定制化的服务也吸引了诸多客户，农田的服务面积也从最初的几万亩增长至几十万亩。

随着农村人才流失愈发严重，梁冰也开始思考，谁能帮助农民解决种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“要吸引年轻的作物医生回到农村，培养喜欢农业、扎根农村的年轻人，解决农户干不了、干不好的问题。”这也成了他的另一个目标。

对梁冰而言，服务过程中收到的农民认可便是动力。2024年，他也希望公司每一个员工都能成为受人尊重的新农人。

农药行业其实并不符合我的专业背景，但海南的毒豇豆和茶叶鉴定出农药残留这两个事件对我触动很大。

正好我当时经常和张老师做纳米农药实验方面的探讨，再加上中国农药残留相关新闻带来的触动，所以我就有了离开体制内，开始创业的这种想法和冲动。

我从一个大学老师变成一个接地气的新农人，与农户的沟通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在与他们沟通的过程中，我要换不同的通俗说法，我会习惯打比方，让语气更加接地气、口语化。比如我要和他们解释，纳米农药相比传统农药的好处，就会用“地雷”来打比方。

纳米农药的优势就在这里，它相当于是传统农药缩小1000倍的版本。你把传统农药想象成是一个直径两米的球，从传统农药的微米尺寸降至纳米尺寸，就相当于把一个直径两米的球瞬间变成了10亿个直径两毫米的小米粒。

对于农药来说，尺寸越小，接触面积越大，在作物叶面上分散越均匀，自然农药使用量降低了，药效也更好了。譬如要阻止敌人进攻，我埋的地雷越大，理论上敌人踩中地雷的几率越小。但是当一个大地雷变成了10亿个小地雷平铺在这里，敌人就无路可逃了。

病虫害防治是耕地、播种、病虫害防治、收割四个环节中最难的一个步骤。因为这个工作它本身是个技术活，需要帮助农户确定病虫害的发生种类、发生程度、农药使用品种、使用量等等。农户本身不具备判断病虫害的能力，市场上这个服务也属于空白状态。

所以从2021年开始，我决定推出定制化托管服务，即为农户提供病虫害防治的定制化方案，帮助他们解决不会科学种地的问题。

如果你去网上检索农业社会化服务，你会发现网上各个地方有很多这种服务的组织，但他们都有一个特点：服务的本质都是农机资源的整合。说的直白些，就是整合几台拖拉机去耕地、无人机打药、收割机收割，这些都很简单，也不需要承担很多责任。

托管服务风险更大，因为一些农户发现最终产量不高后，就会失去理性的判断，简单地把责任归咎在服务组织的身上。教育客户难，教育农户更难，想要让他们改变原来的植保方式，更是难上加难。

我记得之前有个农户的田块地势低洼，因为降雨量过大，小麦田一度变成“水田”，发生严重涝害，最后小麦产量只有三百多斤。农户为了转嫁自己的损失，竟然要求我们来进行赔偿。

但是在整个种植期间，我们的技术人员在阴雨期间多次提醒他注意排水，做好抢救。我们拒绝赔偿要求后，他竟然四处投诉我们的服务有问题，这也让我们感到很难过。

幸好我们针对每个农户的农田都建立了一个档案，服务过程中也会实时采集数据。最终执法部门基于公司的大数据，认定极端天气造成的损失与公司无关。

另外，我去农村调研的时候发现，在村一级是很难见到年轻人的。他们不愿意留下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法提供让他安身立命的工作，但乡村振兴的前提便是要有年轻人。

我们想寻找并且培养上一批真正的爱农业，并且愿意扎根农村的年轻人，给予他们可以在农田里安身立命的岗位。

因为这种工作是需要他们天天去农田里帮忙的，去农田里做病虫害预警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服务的过程中，他们也会收获很多农户的认可，比如发锦旗等等，这种感受也会令他们感动。

这项服务第一年刚推出的时候，公司当时的服务面积只有几万多亩，到今年已经到了几十万亩，今年比去年的服务面积更是翻了一番。预计未来的两到三年之内，我们的服务面积将会达到200万亩以上，产品也会跟随不同情况不断更新迭代。

“卫地球、服务人”，这既是我们公司的口号，也是我们的使命。我们希望利用纳米农药技术保护地球环境、服务人，真正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。